在截稿前收到消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周四宣佈，將開放公眾資料給外界取用。 其實，政府已諮詢業界多時，把香港的電子政府從多年來的服務層面，發展至數據（ data）和應用（ apps）層面，筆者和業界一直支持，更希望盡快上馬。 第一代的電子政府以服務為本， 10年前的說法是「公共服務電子化」，英文 electronic service delivery的重點也是政府如何提供服務，不過，在國際間、隨着科技進展和 Web 2.0引進更多用戶參與和主導的「由下而上」運作模式，很多人開始問，為甚麼服務要由政府提供，為甚麼政府不能以電子方法向外發放實時或其他資料，讓更多人編寫程式和應用，發揮更多創意？ 的確，有些服務和應用必須由政府提供的，以運輸為例，申請牌照等服務，固然應該由政府直接服務市民，但若說是提供以即時和過往運輸資訊數據而可開發的道路動態導航系統，政府就只該提供數據，讓市場甚至大眾的智慧，去共同開發出最好的應用。 其實，只要舉出天文台的例子，大家都會容易明白：天文台只要做好收集和分析天氣數據，其他媒體、網站和其他網上應用，天文台都不用自己兼顧。 其實，這個趨勢近年在已發展國家中已非常明顯，例如，美國政府在奧巴馬任內銳意發展的「開放政府」計劃中，協助開發應用和發掘創意，是其重要一環，我們只要登上 apps.gov，就可以下載或購買各種由不同部門的商業和提升生產、社交媒體等應用，甚至雲端計算服務。 美國加州政府的 Data.CA.gov，也直接向公眾提供應用下載，甚至向應用開發者和公眾提供有用的數據庫，當中包括經濟、環境、醫療、人口、教育等，以方便的電子格式供市民取用；例如，加州市民可以在網上比較學校的教學表現、財務資料等，相信香港家長都會非常歡迎這樣的應用。 當然，香港在這事上成功與否，技術只是工具，最終還要看政府是否願意在香港沒有公開資料法和檔案管理法的要求下，願意開放多少資訊。 莫乃光 《2011年4月2日刊於蘋果日報》 Continue reading »

日本發生 9級大地震，互聯網發揮重要正面作用。在 3月 11日地震發生的下午起，日本不少市民，甚至在日本的香港旅客都報告，無線和固網電話都不能打通，很多人都要依賴手機的數據互聯網服務，向家人報平安。 近年每次在東亞地區發生嚴重地震後，海底電纜都受損，影響亞洲甚至全世界的互聯網服務，這次的大地震也不例外。在地震後的一兩日開始，香港的網民也留意到部份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接駁海外網站的速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有些用戶還以為 facebook和 MSN這些服務都停止了。 根據香港網民報道，香港兩家主要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正是一度受最大影響的公司，但亦有不少供應商似乎未受影響。不過，香港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實在也沒有向用戶提供任何具體的電纜損壞和服務受影響的資料，令用戶只能在網上論壇和社交媒體上七嘴八舌，但完全缺乏事實資料。 事實上，數年前兩次台灣大地震令海底電纜受損事故後，香港的相關監管當局曾受到批判，指電訊商都未能快速向用戶甚至監管當局提供相關資訊，事後香港的電訊管理局與業界訂出新守則，要求電訊商就事故作通報。那麼，這次事故後發生了甚麼事？電訊商有否即時向電管局通報？ 也許因為缺乏資料，坊間甚至部份業界人士，都曾經流傳一些未必準確的訊息和建議。例如，有人在網上傳言，最好不要進入日本的網站，以免令日本網絡擠塞，影響救援；然後也有網民反駁，指這說法沒有根據。事實上，這次地震損毀了的日本東岸以外的電纜，主要是連接日本和美國之間，日本本土電訊基建，除了災區外其實問題不大，所以日本本土的互聯網連繫沒有太大擠塞問題。 若說影響日本對外互聯網接駁的速度，除非是大量上下載網絡遊戲或觀看網上影片等，否則不會有甚麼影響，而且，若真的要節約日本對外的頻寬，最好連美國等海外網絡服務也別去了，因為都要經過日本。 由此可見，當局最好能將正確訊息發放，以免其他人好心但亂猜，小則以訛傳訛，大則引起不必要恐慌。問題始終是，我們有從以前的事故中學習和吸取教訓嗎？ 莫乃光 《2011年3月19日刊於蘋果日報》 Continue reading »

先旨聲明，筆者不支持在一般社會情況下，為求達致目的而使用暴力。當然，如何界定暴力或衝擊，也要小心，否則便成為了阻礙表達的藉口。例如，在合理程度內以騷擾方式表達（即英文所謂的 heckle，以問題、口號、叫囂等方式令講者感到煩擾或尷尬），這些都是民主社會一般程度上接受的行為。 前幾晚，在新聞看到行政長官「被襲受傷」，筆者就不禁在 facebook（ fb）寫了以下的話：「真正的領袖不會逃避面對難題，解決分歧和消除不滿，不會轉移視線，跑了去急症室。」（原文為英文）這話總結了我的即時反應，不少朋友都 like了。 的確，我們從行政長官和高級政府官員那裏一直聽到的，只有他們如何譴責暴力，但他們也更有責任面對這些抗爭背後的成因。他們從來有沒有反省過，為甚麼社會變得這樣？ 事實上，這政府蓄意製造社會矛盾，無意建立社會共識；即使要派糖，也銳意要部份政團得益「成功爭取」，強化親疏有別，威迫利誘市民歸邊。難道政府自己沒有看到，特首「被襲擊」，但反而有這麼多人相信或支持「施暴者」？就如派了糖還有這麼多人上街示威一樣，政府曾否反思己過，「點解搞成咁」？ 筆者亦想起了已故美國總統列根在 1981年遇刺後，他在急症室向妻子說過的一句話：「親愛的，我忘記了閃避。」一句話的幽默就把緊張氣氛鬆弛，團結國家，把受傷的國家和國民帶向痊癒，這才是領袖。把特首與列根相比，難為了雙方，但真的不願見到特首把小事化大。 英文有一句話叫 Grace under fire，是指在困難環境下表現出的優雅、善意、恩典、仁慈、寬恕，請特首和高官參考。 當晚筆者在 fb另外的留言是：「做個男子漢，一笑置之，就可團結我們。做個窩囊，小題大做，便會分化社會。」（原文為英文）特首怎樣選擇？ 莫乃光 《2011年3月5日刊於蘋果日報》 Continue reading »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來港展覽，康文署增加觀賞時段，加推 16.8萬張預售門票於周四發售，本來首天先在城市電腦售票網銷售點開售，第二天才在網上和電話發售。不過，首日發售已大排長龍，至傍晚，所有加推門票經已售罄，換句話說，根本不會有任何網上或電話售票。 踏入 21世紀 10年了，為什麼香港每次有大型活動，總是「瞓街」排隊為主，網上售票為次？康文署周四早上還宣布，在周五起門票將在網上和電話發售，令「宅男/女」之輩乖乖地等，知道賣完時已太遲，他們可以怪誰？ 有網友在微博向筆者說，他早上 9時 45分到沙田大會堂排隊，排了 5個多小時後，只餘下晚上 10時門票，時間不合空手而回，浪費了一天，他還指，僅兩個售票口， 5小時多只處理了 600多名市民，算是甚麼效率？ 依賴實體賣票不公平 根據傳統思維，先到先得是最公平的分配方法，不過，對沒法一早到現場排隊的人，無論因為要上學上班，或因為身體狀況等原因，卻是最不公平。事實證明，這方法對精於派人排隊的黃牛黨或旅行社，肯定最着數！單一依賴實體售票處，對官僚也最方便，最少準備工作，最快刀斬亂麻地把票賣光，乾手淨腳！ 不過，自稱「盛事之都」的香港，今時今日怎能如此？全球國際或本土性大型活動，網上賣票必定是重要而且先行的，只有活用科技，加上適當制度配合，才能達到最方便及公平的分配方法。 很多人對網上售票的本能反應，就是對不上網的人不公平，但排隊豈非對另一些人同樣不公平？有人不能找別人代上網訂票，也許同樣有更多人找不到別人代排瞓街隊！而且，適當分配兩方面門票數量，可以解決矛盾。還有，網上售票可配合「認名制」，可協助減少炒飛情況。康文署要市民死排爛排，一句到尾是懶惰。康文署應該立刻研究網上售票制度，包括抽籤、拍賣等方式，設計具彈性的系統，作未來出售或分配門票之需，未來應該以技術配合公平制度為先，不要容忍香港繼續成為「瞓街之都」！ 莫乃光 《2010年10月30日刊於蘋果日報》 Continue reading »

八達通出售用戶個人資料圖利，事件越鬧越大，從很多角度值得企業管理人反思。八達通的私隱保障問題，還得深入分析，但筆者觀看管理層處理事件的手法，不得不說今日的管理專才賺錢也許很叻，風險管理和社會責任兩方面，就落後現代社會要求。 不止八達通，近期例子如紫金（ 2899）和霸王（ 1338）等，他們的公關和風險管理公式似乎就是否認，好像只要說沒有這事，問題就會消失，但今天的網絡通訊和傳媒文化，當然不會如此，而八達通只不過是處理得更笨拙而已。 說到社會責任，企業管理專才更是不懂，他們以為社會責任是搞搞綠色、做些義工及捐點錢的事。今天的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態度，對社會和市民的尊重。面對私隱問題，若堅持盈利第一，其他守法就算，結果必然是連法例也弄不清楚。所以八達通和其他大企業，包括銀行，才堅持採用 Optout，不肯改為對用戶公平些的 Optin；當有人質疑時就說一切守法，用戶簽約時已同意細字條款，漠視 Consent是不夠的，必須是用戶清楚明白的 Informed consent。若企業和其管理層不作思想大改革，災難只會再發生。未來企業聘任高層時，宜把公關能力和重視社會責任，放在賺錢能力同等甚至更高位置，因為企業總裁未來要在更多「沒有過濾保護」情況下面對傳媒、公眾和政客。始終公司賺錢不是一人的事，但要令公司形象和聲譽盡失，卻可由一人引發。 《2010年7月31日刊於蘋果日報》 Continue reading »